但《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的主编佩里维耶知道，巴黎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在那些看报的人心里，在那些谈论的人嘴里，在那些夜晚睡不着的人的沉默里——
一个问题正在生长：我们为什么再也无法成为那样的人？
不是成为“斗牛士”，是成为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并且能做成的人。
是无需酒精也能面对夜晚的人，是能让女人感到确定、而不是失望的人，是能让自己尊重自己的人。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那个让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男人。
“莱昂纳尔·索雷尔，你为什么要逼我们思考这些？？！”
许多读者觉得，自己在一天的工作、社交和政治焦虑之后，本就已经精疲力竭。
而文学本该提供他们对秩序安全感的满足，对传统价值的肯定，或者至少是个情感宣泄的出口。
但这部却偏偏拒绝这一切——
它让人物去看斗牛，却不告诉读者该如何理解勇敢；它让女人爱上斗牛士，却不谴责也不赞美；它让主人公感受到短暂的振奋，却立刻将他送回残酷的现实……
还有一部分读者，尤其是仍然坚信法兰西会再次复兴、征服欧洲的人，开始指责莱昂纳尔“缺乏责任感”。
他们认为和普鲁士人的战争刚刚过去十年，人们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文学不应如此冷酷，还不给出答案。
《高卢人报》上一篇评论的标题就能代表这种观点：《我们已经足够迷惘了，索雷尔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迷惘？》
在他们看来，莱昂纳尔有意剥夺这些法兰西公民最后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对笔下人物的残忍，就是对读者的残忍。
更多的年轻读者虽然在内心承认《太阳照常升起》说中了他们的处境，但仍然感到被莱昂纳尔冒犯了。
因为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变得像罗梅罗那样，也没有告诉他们如何摆脱雅克的状态。
它只是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差距，然后又保持沉默，这让这些读者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该怎么活？”
最终，这些指责在巴黎的舆论场上渐渐汇聚，并且形成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声音：
“这种书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