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才华、有同情心、愿意俯身倾听底层声音的人。
这样的人写的故事,怎么会是毒药?
他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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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斯街的卡尔顿俱乐部里,烟雾比平时更浓。
几个男人坐在皮椅里,面前放着威士忌,但没人喝。
他们刚看完今天的报纸——
《星报》上又登了一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报道,讲一个寡妇如何靠他写的信得到亲戚帮助。
亨利·卡文迪什放下报纸:“第五篇了!”他是下议院议员,保守党,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坐在他对面的爱德华·格雷不屑一顾:“小报就爱这种煽情故事。”他在外交部做事,年纪很轻。
出身政治世家的罗伯特·塞西尔开口了:“《每日纪事报》也跟进了。现在整个东区的穷鬼都在谈这个法国佬。”
俱乐部里一片沉默。
亨利端起杯子:“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些人说起索雷尔,口径一致得可怕。”
“什么意思?”
“码头工说他帮白教堂装水管。学徒说他帮忙娶到老婆。寡妇说他让亲戚伸出援手。
每个人说的都是‘他帮了我’——但重点不是帮了什么,而是态度。”
爱德华没听懂:“什么态度?”
“感恩的态度,一种集体的感恩。他们竟然对一个外国作家表现出某种忠诚。这不对劲。”
罗伯特点点头:“我同意。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他好,那无所谓。但现在是一群人用同样的语气说同样的话——
‘邦德先生是好人’‘邦德先生懂我们’‘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爷不一样’。这让我感到不安。”
爱德华笑了:“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底层民众一直有他们的英雄。罗宾汉,侠盗迪克……都是反抗权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