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后来怎么了？”
何雨菲坐回椅子上，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给自己打拍子。
“1998年7月，他被调离法医岗位，理由是‘工作调整’。调到档案科，管了十年档案。2008年退休，2015年去世。”她的声音很平，但那种平里藏着某种刻意压制的颤，“他去世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青霜门那五个人，死得不对。但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他没告诉我。”何雨菲放下保温杯，“但他留了这个信封给我。他说，‘等到有一天有人来查这个案子，而且不止一个人来查，你就把这个给他们。’”
楼明之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五条人命，一份简略得不像话的勘验报告，一个被调离岗位的法医，一份“恰好”丢失的尸检报告，一个“恰好”出故障的硬盘。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许又开那天来，看了这个档案盒之后做了什么？”
何雨菲的眼神闪了一下。
“他在档案室里待了两个小时。我中间进去送过一次水——档案室规定不允许带水进去，但我那次是故意的。我想看看他在做什么。”她停了一下，“他在拍照。每一份卷宗，每一页纸，他都用手机拍了照。包括那份现场勘验报告。”
“你看到了？”
“看到了。但他看到我进去之后，很自然地把手机收了起来，说‘这些资料太珍贵了，我想记录下来做研究’。”何雨菲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他笑得很温和。像一个老师。”
楼明之把那沓笔记重新装回信封。
“何科长，这个东西，我能带走吗？”
何雨菲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如果有一天，你查清楚了真相，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我想在我爸坟前烧给他看。”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他到死都没等到那一天。”
楼明之把信封放进牛皮纸袋里，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
离开档案馆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梧桐树的影子从巷子两边压过来，把整条路都罩在阴影里。谢依兰走在他旁边，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何守正的笔记里说，女性死者是被勒颈而死，无挣扎痕迹。”谢依兰先开口，“这说明凶手是先控制了她，再动手。如果真是门派内讧，不可能出现这种死法。五个人混战，没人有空去控制一个女人再专门勒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