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在李煜治下，就像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并行线，谁也不能对上意享有独家的解释权。
受到破格提拔的乡贤，在基层治理的参与面上表现得极为狂热。
李煜改变的不是治下胥吏的思想，贪婪者依旧贪婪，仁善者依旧仁善。
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依旧惯于擅弄职权，甚至贪占些小便宜。
这是人性的劣根，也是长久的行为惯性。
可他们不再是一家独大，乡贤几乎是李煜明牌打出的替代品。
为了不被乡贤彻底取代，胥吏们的奋斗拼搏也就成了必然。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内卷。
他们不再思索如何肥己为先，而是思虑如何做出一些成绩，以求保住地位。
于是，吏治为之一清。
......
郭汝诚出使时看到过山中吏治，如今也尝试过在抚顺县中照搬照用。
只是结果不大理想。
这不同于李煜治下东拼西凑的零碎基本盘。
沈阳军民之间的旧体系保留的太过紧密与完整。
恰恰是这份完整，使得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怪情况。
明明是一样的制度，可隔着一条浑河，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原因无他。
此间乡贤与胥吏本就是一家人，二者互通有无，郭汝诚的大胆变革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这却不是他一人之过。
归根究底，李煜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郭汝诚却奢望在旧楼里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