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呢，是学习西方艺术成长起来的，身上带着太多现在想来非常刻板的东西。
在我还没有对电影产生兴趣之前，我读的是西方经典文学，看的是苏联电影。
当我参军入伍自学摄影，开始对拍摄电影感兴趣，又从苏联巴甫洛夫转到义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安东尼奥尼。
可以这样讲，我的所有艺术框架，都搭建在以苏联为底、以欧洲为骨的西方基础之上o
我的创作完全贴合欧洲作者电影的美学脉络。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盗马贼》能够入选坎城经典单元，得到欧洲影人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因为这种风格和欧洲艺术电影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如果时光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那麽，我不会认为这种契合有任何问题。
中国电影好似一片荒漠，没有理论，没有实践，没有市场，没有思想，只有一个又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本能地认为，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於是只能学习西方，然後在黑暗里各自摸索。
摸着摸着，楷哥出来了，一谋出来了，我出来了，我们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开始在世界上发出一点声音。
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的进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成绩又渐渐成为桎梏。
大约到了90年代，我个人开始产生一种迷茫——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怎麽拍了。
停在那儿，好像有什麽不对。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什麽？
刚好碰上了禁导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电影，转头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为中国电影开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导演们怎麽想、怎麽拍、怎麽看待这个社会。
王小帅《扁担·姑娘》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没能解决我心里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来，我回北电任教，亲手搭建了国内相对先进的导演研究生培养体系，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还是没能解决个人在思想层面的问题。」
总结到这里时，田壮壮已经非常动情。
看得出来，他想了很多，平时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词不达意，没能清晰表述出那种极度复杂的困惑因何而来又为何恋栈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