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有专人打扫，长凳有岁月的留痕，但十分洁净，几乎纤尘不染。
江挽晴坐下来，隐约听到漏花窗中传出的说话声。
心知不能乱听不该听的，她垂下眼，打开帆布包，拿出那个装着军功章的信封。
信封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了。
这些年她虽不常拿出来，想起时也总会检查一遍，怕它受潮，怕它生锈，怕它弄丢。
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小心保管。
也许是因为那人身份太特殊，这枚军功章是功勋证明意义非凡，她不敢随意处置；也许只是习惯使然，东西放久了，便生出几分在意。
但无论如何，这枚徽章与她之间，也不过是七年前一段萍水相逢的见证。
那时她救他，他表了谢意，两清。
如今她拿着它回来求人，倒像是要推翻这桩两清的旧账。
想到这里，握着信封的手渐渐收紧，江挽晴指腹摩挲着里面那枚硬物冰冷的轮廓，渐渐出了神。
七年前的秋季。
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年份。
徐骞林考上大学，北上京城。
留下十七岁的她，作为他的准妻子，留在乡下侍奉准公公，照顾重病的准婆婆，等待着半年后，她年满十八岁，徐骞林回来与她领证。
那天上午，秋风微凉，她在院子里捡桂花。
隔壁村的老村医急匆匆跑来，说在村头溪边捞了个人。
对方身中两颗子弹，似乎是从上游被冲下来的，还没死。
被他用牛板车弄回家救治，但中弹位置极其凶险，一颗在胸口，一颗在大腿根部，且伤势过重，老村医没把握，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便紧急跑来找江挽晴救场。
生怕人死在他家里。
江挽晴赶去时，满屋血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