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两个月。”
“两个月后，她以每股33美元的价格，把这些股票‘卖’回给您？”
“是的。”
佩科拉翻开另一份文件：“从账面上看，您以12美元的价格卖出，又以33美元的价格买回，这造成了每股21美元的‘亏损’。”
“这笔‘亏损’，被您用来抵扣了当年的全部收入，所以您120万美元的收入，一分钱税都没交。”
“佩科拉先生，我需要再次纠正您，那不是‘亏损’，是市场波动的自然结果，我卖出的时候，价格是12美元，我买回的时候，价格是33美元，中间的差价，确实是我需要承担的，至于这笔差价能不能抵扣税款，那是税法允许的。”
佩科拉盯着他，沉默了两秒：“您觉得，这合理吗？”
“合理不合理，不是我需要考虑的，法律允许，我就这么做，换作是任何人有这个机会，也会这么做的。”
旁听席上再次响起咒骂声。
但米歇尔不为所动。
他坐在那里，姿态放松，语气从容，仿佛这不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听证会，而是一场受邀出席的商业座谈会。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双方你来我往。
佩科拉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抛出来，每一个都精准地指向那些操作的细节。
但米歇尔总能在马库斯的指点下，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
而马库斯——
费兰注意到，这个国家城市银行的首席法律顾问，全程几乎没有开口。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米歇尔旁边，偶尔在某个关键节点，轻轻拉一下米歇尔的衣角，低声说几句话。
费兰点了点头。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昨天的听证会上，阿尔伯特带来的塞缪尔·昂特迈耶，抢了太多风头。
那个华尔街最贵的律师之一，几乎替阿尔伯特回答了一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