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霍普金斯，教学是另一种模式。
教授站在台上讲，住院医坐在下面听，课後有讨论，有文献清单，有周报。一切都很优雅，很学术，很有条理。
教授会在手术台上停下来，用镊子指着某条血管，问你：「这是什麽？它的变异率是多少？你读过哪篇文献？」
如果你答得好，教授会点头。如果你答不出来，教授也不会说什麽，但你在他心里的排名会往下掉一位。
那是一种古希腊式的师徒制：
导师选定一个值得培养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知识一点一点传授给他，过程漫长、精细、有门槛。
考利的教学就像新兵上战场：
所有教学都发生在病人身边，发生在喊话和执行之间。你学不学得会，取决於你的眼睛和耳朵够不够快。
资深的护士、技术员甚至清洁工，都会在你犯错之前把正确的做法念给你听。
没有任何藏私，因为在这里，你不会等於他需要多干。
林恩转身走向3号舱位的时候，坦克正在把输液管路的位置做最後调整。
「yo，纽约佬，第一个枪伤？」
「不是第一个。」
「哦？」
坦克回过头，看了他一眼，「行。那就一个规矩，院前记录先看枪的口径，再看生命体徵。口径决定弹道，弹道决定你该先查什麽。」
「别像那些霍普金斯的，上来就喊做fast，做完了还不知道子弹往哪儿走的。」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调侃，但林恩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长期工作中积累出的经验。
在大都会的急诊，枪伤病人进来的第一步是atls标准流程：
气道、呼吸、循环，然後fast，口径这种信息通常要等警方到场才能拿到。
但在考利，院前记录里直接标注了枪的口径。
因为马里兰州警的飞行护士在现场就会提前为考利采集好弹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