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低头喝了一口水，用杯子挡住了嘴角的笑意。
「你是挺温柔的。」她说。
蜂鸟瞪了她一眼。
林恩把最後一块炸鸡吃完。
他没有评价蜂鸟的「温柔」。
但他注意到了塔拉，这个女人在他做手术的52分钟里，用手机做了一轮针对性的情报搜集，然後用「不经意」的方式把斩杀线这个词丢出来，制造一个共同话题。
蜂鸟看了一眼手表。「快三点了，港口中午那批人，吃完饭喝完酒，出来了，要忙起来了。」
她把叉子放下，一秒钟之内从「温柔女人」切换回了创伤护士。
「走吧，万一二队人手不够。」
三个人快步往创伤复苏单元走。
下午3点以後，港口工人下班了，巴尔的摩的另一面开始苏醒。
在这座城市，暴力有自己的时刻表。
早上是车祸和工伤，中午是家庭纠纷，下午3点以後街角的生意开始运转，枪声会在傍晚准时抵达。
考利的人对此习以为常。
就像纽约人习惯了地铁晚点，巴尔的摩人习惯了枪声准点。
林恩在急诊和创伤复苏单元之间跑了整个下午。
一个药物过量的白人女性，瞳孔缩成针尖。纳洛酮喷进去，30秒後她猛地坐起来，第一句话是「谁碰我的东西了」。
她指的是口袋里剩下的半包芬太尼。
一个酒吧斗殴的中年男人，啤酒瓶碎片离颈动脉不到1厘米。缝完以後他问林恩能不能给他开张上班证明。他在港口开叉车，请假扣双倍工资。
他的脖子上刚拆了线，再偏2毫米他今天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晚间新闻里。但他担心的不是脖子，是明天的工资。
丢了工作，就过了斩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