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7am
帕特丽夏在分诊记录板上，划掉最後一个名字。
「二十二个孩子的大型车祸，零死亡。」
她把记录板翻转，扣在桌面，摘下老花镜，按了按鼻梁，手指在微微颤抖。
走廊刚冲洗过，血迹褪成淡粉色的水渍。
哭声停了，监护仪的蜂鸣也停了，六月的阳光穿透玻璃门，铺在那些空荡荡的垫子上。
十二个留站观察的孩子，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上。
有的发呆，有的靠在一起低声说话，有的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雪白的绷带，像在确认这一切真的结束了。
12:08pm
第一个家长到了。
是个穿超市围裙的拉丁裔女人，围裙上还沾着价格标签的油墨。她请了午休假，因此被扣了半天工资。
在门口看到儿子的瞬间，她蹲下身把人搂进怀里。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有的母亲一路小跑进门。有的父亲还穿着建筑工地的萤光背心，安全帽夹在腋下。
一对年轻夫妻结伴赶来，妻子的护工制服领口渗着汗，丈夫身上带着厨房的油烟味。
在美国底层社区，一个家庭同时打两份以上的工是常态，甚至还有打三份工的，因为单份工的时薪，付不起一家人的帐单。请假意味着扣钱，扣钱意味着这个月的电费或房租要重新盘算。
但他们还是来了。
他们用西班牙语、英语、夹杂着海地克里奥尔语，反覆确认同一件事：
我的孩子在吗？
在。
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