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不该在这儿。”
上午十点二十，那根麻绳解开了。绳子解下来盘成一圈放在桌角，绳子勒过的地方，最上头那张纸的边缘留着一道压痕，压得很深，这些年一直没弹回来。
一沓一共两指厚。最上头是十来份空白的备用卷，底下是各校收上来的学生卷，批改过的，红笔的分数还在。
温良只拿了最上头那一份。
一共二十二题。
他没有扫，他一题一题做。做完一道，在旁边的空白上写一个数——那是他做这道题用的分钟数。
第一题两分钟。第二题两分钟。第七题六分钟。第十二题九分钟。第十六题十四分钟。
坐在窗户那边的戚国安中间出去过两回，回来的时候温良还在做。三位教研员上午散了两个，剩下的那位在另一头看自己的东西。
十一点钟那位教研员从他后头走过，站住看了一会儿。
“温老师，你一道一道做啊。”
“做。”
“扫一眼不就知道了。”
“扫一眼知道的是难不难。”温良说，“做一遍知道的是它想干什么。”
“这有什么分别。”
“一道题难不难，是学生的事。”温良说，“它想干什么，是出题那个人的事。我今天要找的是人。”
那位教研员没有再说，回自己座位上去了。
十二点整，他做完第十八题。一小时四十分钟。
第十九题他看了三分钟，一个字没写。
然后他把笔放下了。
“戚老师。”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