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校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
“不是告状。是商量。你东西哥哥是个好苗子，就是性子急了些。性子急不是坏事，可有些事，急不得。”他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咱们重阳镇这地方，什么事都急不得。”
我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夕阳正挂在白果树的树梢上。金黄色的光洒在操场上，把泥地照得像一块铜板。
我走到三班教室门口，往里面探头一看。东西哥哥还没走，一个人坐在讲台后面，面前摊着一本作业本，手里握着红笔，却半天没有落下去。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新剪的小平头上，青色的发茬泛着一层光。
我轻轻走进去，站在讲台边上。
“东西哥哥。”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
“金娃子，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在等你。”我趴在讲台边上，仰头看着他，“东西哥哥，你今天在讲台上好凶啊。把我都吓了一跳。”
他放下红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金娃子，哥哥今天是不是做错了？”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说得对。学生本来就应该主动学习，凭什么要老师去请？”
东西哥哥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丝笑意。
“你才十岁多，懂什么主动学习？”
“我懂！”我不服气地说，“大舅妈逼我做作业的时候，我虽然不情愿，可我知道那是为我好。那些家长不让学生来上课，是害了他们。”
东西哥哥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我的小平头。
“金娃子，你说得对。可是，这世上的事情，不是对就能做成的。”
我听不懂他的话。
多年以后，当我也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半大孩子，被家长质疑、被领导谈话、被现实打磨的时候，我才忽然明白了东西哥哥那个下午的感受。
东西哥哥在讲台上发了那一通脾气之后，三班的情况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