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泻、脱水、高烧和咳血也在同一时期流行。
入秋以后，净水不断被污染，无法获得干净饮水或者过滤不得当的人开始成批发烧、腹泻，继而出现严重脱水。
四、安全区的崩溃
灾后不久，北方若干电台开始播报安全区和救援信息。
广播宣布“北方重建带已建立”，并以蓝色安全区旗帜作为标志。
对仍在逃难的人而言，这些消息给出了一个可以前往的方向。
但最早的应急广播没有提供具体坐标。直到8月，广播才开始循环播放坐标和路线。
信息的缺失使转移变得更加困难。
道路上既有仍在接收人口的安全区，也有早已撤空的校舍；既有正式设立的收容点，也有冒用蓝旗的地点。
逃难者无法仅凭旗帜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可靠，也无法确定广播中的地点是否还在运作。
北方高地、保州及更北的一些地区保住了局部电力、仓储、武装力量和行政人员。部分安全区逐渐恢复基础供电，开始农业试种，也能够组织短途救援，但断路、失守城市和无人管理地带将它们彼此隔开，尚未形成连续辖区。
县镇一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许多临时安全区设在学校、厂区和政府院落，依靠原有库存以及偶尔到来的外部补给维持。
起初，这些地方还有人员管理秩序、组织发放物资，并试图接收不断到来的幸存者。但随着道路中断、疾病蔓延和库存消耗，原有安排很快撑不下去。
有记录的一处临时安全区登记了三千多人。道路断开后，外部补给无法抵达，供给不断缩减，最后人均饮水分配只剩每人每天一升。
发烧的人一律送进感染区隔离，但隔离区很快失去足够的空间。排水管道堵塞后，污水无法及时排出。随着死亡人数增加，原有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卫生要求。
安全区依靠库存生活，无力修复供应系统，也无法继续接收涌入的人口，秩序随库存消耗逐步瓦解。
最终上级下令停止收容，核心人员和装备向现存官方靠拢收缩。
安全区内的幸存者未必还有车辆可乘坐。没能列入优先转移名单的人，只能自行寻找出路。
沿铁路设置的临时指挥点也很快人去岗空。指挥人员撤离后，部分地方失去上级联络，剩下的管理机构只能自行处理问题。
嘉余的官方撤离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途断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