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还在这儿？”
“我等您。”
姜鹤年往门口走了两步，停住。
“昭哥儿，我方才在想一件事。”他说，“我们家从前也送过孩子念书。你爷爷的爷爷送过两个。”
“后来呢。”
“后来一个去做了账房，一个回来跑船。”老太爷说，“不是不聪明。是家里撑不住。一个人念书，三个人得下地。”
他走到门口，伸手扶住门框。
“今日来的这二十七个人里头，有六个孩子。”
“我数了。”姜昭说，“七个。有一个在缸边上。”
“七个。”老太爷改了口，“我明日跟族长说，老家那个县里，办一所塾。房子族里出，先生的束脩我出，笔墨纸我出。族里的孩子，姓姜的，男女不论，都可以去认字。”
姜昭抬起头，“女的也能去？”
“认字又不费什么。”姜鹤年说，“认了字，往后当家算账，不至于被人蒙。”
他说得很随口，说完就往外走了。姜昭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才跟上去。
从九月起，她每月去一回府衙。头一回去，傅维躬把她带到花厅东头那间小屋。
屋里一张榆木案，一把没有靠背的凳，墙根底下堆着四摞卷宗，最高的那一摞齐她肩膀。
“这些你看。”傅维躬说。
“学生先看哪一样？”
“从上往下。”
他说完就出去了，门没关。
那一日她坐到日头偏西，第一摞是水利，本府圩田的堤岸，一年一修，修的是哪一段、用了多少土方、雇了多少人、工钱几何，一段一册。第二摞是刑名的驳案，全是上头驳回来重审的。第三摞是户口。第四摞她没翻完。
傅维躬再进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一层。他在门口站着，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