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小砚才17，人在马德里，要踢球，顾不上这些。”
顾维桢的目光转向谢国清和温雪，“我想请你们二位，替他、替我，出任基金会的公众监督理事。”
温雪手里的茶壶停在半空。
“不碰运营，不签一笔业务，代表的是捐款人。查账，一年一笔一笔地查；巡查，哪儿建了球场、哪儿发了补贴，亲自去看；觉得钱没花在正道上，一票否决，谁来说情都没用。”
“理事有工资，写进章程，不是我个人塞的红包。”
谢国清张了张嘴，没出声。
“我知道你们想问，为什么是你们。”
顾维桢笑了笑，“你们家不缺钱，没人搬得动你们，查账我放心；你们二位是厚道人，肯为不相干的穷孩子较真，我更放心。”
老人的声音沉下来。
“我顾维桢办了一辈子事，不能让孩子在前面流血，后面的人，连个体面和公道都不给他。”
谢砚安静地听着，心里那本账，已经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这是“托孤”。
顾校长说得平静，他听得明白。
基金会这些年能稳稳运转，靠的不只是章程，是老人拿一辈子的名声在作保。
监督理事不碰运营，是不让他们沾锅；查账、巡查、一票否决，是把刀把子递到他们手里。
风险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打答应的那一刻起，“谢砚”这两个字，就和基金会绑在了一起。
钱用得正，是谢家的本分；谁敢在里面养出蛀虫、闹出丑闻，他的名字也得跟着陪葬。
想着想着，他又品出另一层意思来。
老人绕这么大一圈，把他全家请进门，除了托孤，也在把他往一个位置上送……一个全华国都挑不出错、干净又靠得住的位置。
这份心思，顾校长一个字都没提，可他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