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了。
这片土地上的泥土味、煤烟味、海水的咸味，混在一起，钻进他的鼻子里，熟悉又陌生，他忍不住捧起一捧土深吸了一口气。
码头上，已经站了不少人，有穿军装的军人，有穿中山装的干部，还有几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
最前面站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他是华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贞。
竺可贞这个人，在华国科学界的分量极重。他是华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搞了一辈子气象和地理，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盛誉。由他代表华国科学院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足见国家对这批归国学者的重视。
“钱先生，”竺可贞快步走上前，一把握住了钱老的手，“欢迎回家。”
“同志，欢迎回来。”旁边有人跟着说了一句。
“同志”两个字，像一根针，轻轻的扎了钱老一下。
在米国的十六年，从没有人这么叫过他。他们叫他“钱先生”，叫他“钱博士”，叫他“那个被监视的华国人”，还从来没有人，叫他一声“同志”。
他抬眼望去，码头上的同志们，不管穿军装的还是穿中山装的，此刻都在看着他。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类似米国人的怀疑和审视。
只有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沉甸甸的期待。
钱老的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谢谢，谢谢......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