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贝克街已是深夜。哈德森太太给他们留了一壶凉透的茶和半块面包，沈砚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递给福尔摩斯，自己咬着另一半坐到桌前，把那本k-7账册从头翻到尾。
福尔摩斯则把火炉重新捅旺，将那张atp残片和半枚指纹的纸片并排放在壁炉前，等火气把纸片上的潮气烘掉，好再做一次仔细比对。
“1883年11月，三箱显微镜和切片附件。”沈砚一边翻一边念叨，“1884年2月，又出了一批‘低温保存箱’，收件人还是m.c.。1884年7月，‘解剖器械，特制，细号’。”他拿手指点了点那一行，“细号解剖器械，是给小型动物用的。兔子、老鼠，或者……”
“或者人的眼球。”福尔摩斯头也不抬，“他那时候就开始做活体解剖研究了。”
沈砚合上账册，沉默了几秒。现代医学训练告诉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外科器械精度有限，能做出“特制细号”器械的人，要么自己懂机械加工，要么花钱找了顶级工匠。莫里亚蒂两条都占——他不缺钱，也不缺脑子。
“我想去查瓦伦丁。”沈砚站起身，“三年前死的，死亡证明是哪个医生签的，尸体葬在哪儿，有没有人认领。这些流程只要有一环对不上，就能揪出莫里亚蒂藏人的方法。”
第二天一早，两人去了萨默塞特府底下的总登记处。管事的文书认得福尔摩斯，痛快地把1885年全年的死亡登记簿搬了出来。沈砚翻到瓦伦丁那一页：亨利·瓦伦丁，男，四十七岁，职业登记为“医疗用品商人”，死亡日期1885年3月14日，死因“急性心衰”，签字医生是“查尔斯·艾略特，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艾略特。”福尔摩斯敲了敲这个名字，“你认识？”
“不认识。但皇家内科医学院的院士名单是公开的，查一下就知道他还在不在执业。”沈砚抄下名字，又看了一眼登记簿上的备注栏，“遗体去向：圣玛丽医院解剖室。他连葬礼都没有，直接送解剖室了。”
“省事。”福尔摩斯冷笑了一声，“死人送进解剖室，经手人一封封口费，尸体解剖完剩下的部分随便一埋，连墓碑都不用立。莫里亚蒂喜欢这种操作。”
两人转去皇家内科医学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老门房，耳背得厉害，扯着嗓子喊了半天才听明白要找艾略特。老头翻了翻名册，抬头说：“艾略特医生？他三年前就不出诊了，搬去肯特郡养老。他原先的诊所转给了一个叫沃德的年轻医生。”
“诊所地址还在原处？”沈砚问。
“在，在波特兰街三十七号。”
波特兰街三十七号是一栋窄门面的老诊所，招牌上写着“t.沃德医生，内科与儿科”。沈砚推门进去，里面候诊椅上坐着两个带小孩的妇人，前台护士正在登记。沃德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圆框眼镜，听完来意之后有些紧张，把两人让进里间。
“艾略特医生把诊所转给我的时候，确实提过一些旧病历都打包运走了。”沃德推了推眼镜，“但有几箱他忘了拿，一直堆在储藏室。我本想扔掉，后来忙起来就忘了。”
“带我们看看。”沈砚说。
储藏室在诊所地下室，潮气重得墙皮直往下掉。沃德搬开一堆旧杂志，露出三只灰扑扑的木箱，箱子侧面用黑漆喷着“c.e.1885”。沈砚打开第一箱，里面全是装订成册的病历本，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他翻到1885年那本，按姓氏首字母找“v”，瓦伦丁的名字果然在内。
病历只有薄薄一页。沈砚扫了一遍，立刻发现不对：“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衰’，但艾略特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心脏未见明显器质性病变，血检发现异常生物碱反应，未及进一步化验。’”
福尔摩斯凑过来看：“他怀疑中毒，但没往下查。”
“不是没查。”沈砚指着那行小字后面被裁掉的一截纸边，“这一页被人剪过。下面还有内容，被切走了。”
沃德在旁边看得一脸茫然：“我接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