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冬天，虽是冬天，但香港有时冷得很随便。
日间十几度，一件薄毛衣就能打发。只有入夜之后，海风顺着维多利亚港灌进街巷，才想起来要缩一缩脖子。
半岛酒店照常一位难求。银发侍应推着三层点心架，在地毯上走出一条没有声音的直线。
mary坐在房间靠窗的位置，珍珠耳环，一件剪裁利落的米色大衣搭在椅背上。她搅着杯里的红茶，一口没喝。
黄志诚在她对面坐下，自己给自己倒了茶。
他今日没穿制服，一件半旧的皮夹克，混在一酒店穿西装的男人中间，格格不入。
mary一早就看不惯他这副样子，说了十年，他改了零次。
“等很久了？”
“不久。”mary放下茶匙，“半年而已。”
黄志诚装作听不懂。
这半年他躲她。电话不接，约见不赴，连她送到警署的那盆年桔，都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因为倪坤死了之后，事情完全脱了轨。
“阿诚。”mary开门见山，“我要倪永孝死。”
黄志诚的手没停，茶照倒。
“暂时做不到。”
“又是暂时。”
“半年前你就说暂时。倪坤死那晚你也说暂时。暂时到现在，倪永孝把生意做得头头是道，堂口变公司，连税都交齐了。你知不知外面现在怎么讲他？青年才俊。”
“我知道。”
“你知道？倪永孝一日在位，韩琛一日出不了头。当初我们说好的，倪坤一死，地盘生意重新洗牌。现在呢？我老公还在替他数钱。”
“倪永孝一死，我们大家才有机会。”她说，“我老公又好，你又好。你不想再看见第二个倪坤吧？”
黄志诚终于放下茶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