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终篇

作者:上官小雅 加入书签推荐本书

唐军从正面,唐军骑兵与回纥军从侧面,一起攻击数万叛军。叛军战败。史朝义派10万精兵来增援,列阵于昭觉寺,唐军攻击叛军,杀伤了很多叛军,但是叛军军阵却不动。唐朝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击,突入叛军万众中,叛军抵挡不住,唐军乘势杀入,叛军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唐军再次击败叛军,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史朝义率轻骑数百向东逃走。唐军攻占洛阳城。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连连取得大胜。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唐廷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28]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29]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30]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31]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39]。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40]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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