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道理，其实和左梦庚所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为孔家的存在，文官们便很难拿到儒学和道统的解释权。
不管你怎么说，肯定没有孔家的言行更有说服力。
而皇帝只需要拿捏住孔家，那么就永远掌握着道统之争的主动权。
孔家会为了帝王的所有行为背书。
假如没有了孔家，那么最具资格解释儒学和纲常的人是谁？
显然是处于和大臣们同一阵线的大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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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文官们就可以肆意修改固有的纲常条规,在和皇帝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取得道统上的优势。
不要以为只有东林党会和皇帝争权。
明代的君权和臣权之争,可是从立国那时就开始了的。
齐党、楚党、浙党、昆党、阉党一旦没有了东林党威胁，他们也想要从皇帝的手中夺回权力。
有了王承恩的提醒，崇祯终于明白了文官们险恶的内心，不由得怒火攻心，刚愎自用的毛病重新占据了大脑。
“传旨。鉴于山东孔氏苗裔断绝，钦命孔贞运为衍生公。为往圣继绝学，不可懈怠。”
皇帝就是孤权的生物。
一旦察觉到有人威胁到他的权柄，他的反击是猛烈而不讲道理的。
崇祯才不管这个任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他只知道这个任命能够让他将道统抓在手里，继续压制文官。
他便做了。
文官们这边还在弹冠相庆，觉得东江叛军也不是那么可恶了，头顶上的大山终于没了一座的时候，圣旨从司礼监传了出来。
什么叫乐极生悲？
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