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欧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分裂带来了混乱，也带来了各国的不理智的竞争。大顺因为国土广阔，所以他们可以在内部发挥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经济。并且庞大的人口、强大的国力，使得他对分裂的欧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或许，欧洲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们历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结欧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顶住中国的侵袭。
或许，要反对旧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对中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国家体系，还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代理人：那些进口商人、买办。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国人，很多欧洲人，都已经产生了这种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进的法国重农主义，已然慢慢让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农主义：内部要自由贸易、外贸要适当管控、基调是自然秩序、国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顺嘲笑法国重农学派的激进政策，说他们不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同样的道理，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重商主义，以及对欧洲的持续性吸金和工业品倾销，也催生出了欧洲的民族的觉醒——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业者，他们已经被大顺的商品，逼到了反对大顺的位置上。
而帝国，却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