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