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贸易中，本身又因为刘钰需要在朝中拉帮手的因素，掺进来不少的勋贵势力和良家子势力，这又使得这些对外的垄断贸易公司，塑造了大顺特殊的一种上层社会的“经书”。
“经书”能够塑造，和经济基础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喊着自由贸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垄断公司的做法，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相对来说，大顺勋贵和良家子上层所信奉的“经书”，更倾向于法国那一边。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义的《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
里面的想法，当然比较激进扭曲，但为大顺的军事贵族阶层经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神圣性”。
【国内贸易、兼并土地，掠夺百姓、低买高卖，那是“奸商”的行径】
【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的事。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或者说“对外贸易”这种“贱业”，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