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
类似于新教那边我努力赚钱、杀人、发财，是为了履行上帝给我的义务和责任，差毬不多了。
毕竟这边不讲上帝。
讲的是社稷、国家、天下。
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神圣性”，在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经书”体系。
这经书，不是教怎么贸易的，这个不用教。
这经书，是把“庸俗”的经商，变为了神圣的为了社稷、是立功于国家。
这又和大顺自身所树立的事功学，完成了主题升华，并且抽象出来了一个社稷和国家，同时伴随着大顺对外交流而使得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旧天下范围内，盛世时候，国家是很难清晰起来的。乱世除外。
新天下的范围内，我是谁，才有清晰的意义。
本身，这种东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竞争、对外贸易，也让“我”这个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也就是把天下的范围扩大。
这就使得旧天下内的盛世一统，变成了新天下内的列国争雄，于是“我”就越来越清晰。
大顺当然没在大西洋和各国开战。
可大顺今天谴责英国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总督受贿不办事、后天又面临着走私贩子从印度拿到的棉布竞争，一部分人对这种列国争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毕竟，这他妈都是白花花的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