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科尔贝尔的那一套的重商主义，被称作“畸形重商主义”，过度重视工业、手工业标准化和航海业。
而《航海航行法》，保障了北美的商人们，能够掌控在英国殖民地贸易的航运业。
同时，因为船员的籍贯要求、以及船只本身制造地的要求，也为北美创造了很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极大地促进了北美木材加工业、造船业的发展。
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海上马车夫的死，不是因为死于什么保守、腐败之类，恰恰是死于他们傻乎乎地相信自由贸易，相信只要自己的船只航运成本更低、运费更低，自己就能凭借竞争优势占据大西洋贸易的航运。
法国和英国很快就给荷兰上了一课，告诉他们：傻吊，你的船造价低、你的运费低，并不是你能掌控航运业的原因。我的船造价高、我的运费高，但我有五一税和高额商业税支撑的海军和陆军，能让你的航运业彻底完蛋。
现在汉考克转述大顺这边的看法，把《航海条例》给拆成两部分，拆成了《航海航行法》和《列举商品法》，其恶心之处也就在这。
显然，大顺这边试图瓦解北美的反抗，将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独立，瓦解成一个又一个的小问题。
把一个更高层级的问题，拆成一个个可以讨论的分支问题，从而瓦解北美的反抗以致，横向将北美切成一个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美利坚民族的自由。
一旦开始这么拆分，只要第一个问题开始往“利益”、“妥协”、“商量”的角度上引，原本激情的反抗精神也就逐渐被瓦解了。
现在，第一个问题拿出来，在场的有商人、有律师、有工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航海条例》本身只是有缺陷的，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
完全否定《航海条例》的全部，从法理上否定、从意识形态上否定，那么北美日后的任何反抗行为，便拥有了正义的大旗。
而只要不完全否定《航海条例》的全部，不是从法理上否定、从意识形态上否定，那么北美日后的反抗行为，就会变得在正义性上非常不好解释。
大顺这边很恶心地把《航海条例》拆开，其用意之险恶，隐藏极深。
现在，这种险恶的毒已经渗透过来，汉考克转述完拆开的《航海航行法》后，众人只能认为，这是对的。
塞缪尔·亚当斯，是北美真正的经学大师，他是第一个发现北美的反抗的经书到底该怎么写的人，也是他发现必须要把问题抽象化、坚决不能讨论细节的。
是他，赋予了北美“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的正义性解释，当然他不会用文言文，而是用的“如国民除反抗最高君主外无他法以自保时，如此作法是否合法”，实际上讨论的还是那个“马肝之辩”。
然而，因为塞缪尔·亚当斯，是一神派，也就是否定三位一体异端派的，所以他并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共济会集会中。
理论的重要性，在共济会的这次聚会中就体现了出来。
没有足够高水平的理论、或者经书，他们很容易被大顺那群辩了快两千年的“食肉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的人，带到了沟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