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两位忠诚的朋友，我很内疚，他们支持我，虽然我尽可能让他们远离危险，最后他们却还是因为我而背井离乡。拉丰在临走还前笑着对我说：“我们决定先向你贷款，在那边开个什么军需用品厂，夏尔特，等战争结束后，你会发现自己比原来还要有钱。”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母亲坚持要留在离我最近的地方。阿曼德庄园已经被纳粹查封了，我只能劝她先到瑞士，我随后就去。万幸的是她相信了。这样一来，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而我自己得待在法国。约瑟至今也没有给我关于少校的消息。因此我不能走，也走不了！
我利用假身份证伪装成了一名钢琴制造商，顺利地从夏龙到了马塞，并且联系到了躲藏在这里的戴西，和她一起装扮成夫妻，在一幢小巧的公寓里住了下来，着手整理损失情况。
大约在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信封上用铅笔写着约瑟的名字简写“y·j”。我得承认，打开信封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像急促的鼓点。
上帝没有给他机会——
少校果然没有逃过他的同胞们的尖牙利齿，他被捕了。“通敌”和“间谍”的罪名压在了他的头上，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等候审判。
一股刺痛从指尖传到心脏，我全身几乎都要麻痹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和焦灼笼罩着我，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一个月后，第二封信告诉我，少校被押回了德国。由于冯·波特曼将军的努力，他这个唯一的儿子最后免于死刑，但是军衔降为下士，被发配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当了一个普通士兵。
这时候我才稍稍松了口气，感谢仁慈的上帝还是听到了我的祈祷。
1942年，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而言，都是关键的一年。
那个小胡子男人头脑发昏地进攻苏联，终于为自己敲响了丧钟。斯大林格勒战役打了四个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全世界都对这场战役分外关注。
我用新的名字重新开始了地下逃亡网络的部署和暗杀活动的安排执行，但是始终没有再见到罗斯托克，他好像彻底消失了一样，再没有任何消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还可以像牵挂亲人和朋友一样牵挂他。
11月，苏联军队开始反击，卷进了斯大林格勒巷战的保卢斯[保卢斯：全名：弗雷德里克·威廉·保卢斯（friedrichwilhelmernst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纳粹德国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德国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德国副总参谋长和第六集团军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位被俘的德军元帅，1944年加入德国军官反法西斯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德国军官同盟”，公开反对希特勒及其指挥下的战争。]集团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当我们都在为此庆祝的时候，希特勒拼凑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开赴东线战场，又调集了武装党卫队在法国的三个最强大的师迅速进入哈尔科夫东南阵地，准备配合“顿河”集团军进攻已经成了废墟的斯大林格勒，营救保卢斯第六军团。
这三支倒霉的军队是“帝国”师，“骷髅”师，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要把对罗斯托克的考验持续到什么时候。于是，我开始分外关注东线战场的战况：
苏联军队打垮“顿河”集团军，消灭了保卢斯集团军以后，迅速扑向了哈尔科夫，准备乘胜追击，再来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但此时，那三支党卫队王牌师证明了他们在德国陆军中坚如磐石的地位。他们的抵抗极其顽强，有的阵地甚至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夷为平地，士兵全部阵亡后才丢失。有的则是在丢失阵地后迅速组织反击，胶着不下。
我不知道罗斯托克是否还能在这样激烈残酷的战火中幸存下来，我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做了无数个关于他死亡的噩梦，每一次我都会满头大汗地惊醒，不住地喘息，抱着膝盖枯坐到天亮。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哈尔科夫战役还没有结束，我却收到了另一个噩耗：母亲在洛桑因为一起电车事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