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消息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不论戴西怎么叫我都没有回应。我连哭泣的力量都没有了，悲伤和内疚折磨得我心脏绞痛。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连罗斯托克也死了，我或许真的会陷入绝望……
1943年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年。
战争一天天朝好的方向发展，德国人开始节节败退，不管是在北非还是在欧洲，他们都难以维持胜利。但这也令他们变得更加凶狠和狡猾。大约是对战败隐约有了预感，盖世太保们变本加厉地杀害犯人和犹太人。
我们的行动也变得更加危险，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就像熬过了漫长的黑夜，等候黎明到来是让人有些焦躁，不过却值得期待。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为第三帝国敲响了丧钟；
1944年8月20日，戴高乐将军率领“自由法国”的部队随同盟军朝巴黎前进，人们黑压压地挤在道路旁用欢呼、鲜花欢迎他；
1945年5月，德国投降。
欧洲大陆上最黑暗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巴黎的产业和阿曼德庄园都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回到法兰西音乐学院干起了老本行。
时隔两年半再次走进塞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那幢公寓的大门时，一大摞信件让我瞪大了眼睛。
“每个月一封啊，伯爵大人。”多利奥小姐正忙里忙外地帮我清理屋子，随手把散落的几封信递给我。
这些信全都没有发信地址，信封上是优美的手写字母，里面的内容全是相同的一句话——
“ichliebedich[ichliebedich：德语，意为：我爱你。].”
邮戳从1943年1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44年12月。越到后面，这些信就越脏越破，有的甚至带着干涸的血迹。
整整24封，每一封我都细心地拆开，认真地看过了。
尽管我一直在问多利奥小姐还有没有，她却连连摇头：“就这么多了，大人，一封都没有了。”
是吗，那么……那个人，大概真的已经长眠在俄罗斯的冻土下了……
信像雪花一样从我手上散落下来，正弯腰擦着花瓶的多利奥小姐惊讶地看着我：“……伯爵大人，您怎么了？”
我的脸可能苍白得像个死人，加上止不住的眼泪，一定把这位老妇人吓坏了吧。
1945年底，我因为生病的缘故，回到了阿曼德庄园。
难得的冬日暖阳和煦地照在我身上，就像从前母亲凝视着我那样温柔。我捧着温热的咖啡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