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戴蒙德说，"但这个选择，不是他们想不想做的问题。这是他们必须做的问题。而且这个'必须'，就是现在。"
瓦利看了他一眼，然后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那是一条直通唐宁街的高级别专线。
戴蒙德站在一旁，听着瓦利用那种克制而礼貌的语气，陈述着巴克莱的处境。
"……是的,我理解政府对英法关系的考量。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财政部已经公开表态，瑞士银行也已经跟进。市场和媒体正在把巴克莱逼到一个必须表态的位置上。我们不能永远保持沉默——继续沉默,本身就会被解读为一种立场，一种对契约精神的回避。"
瓦利顿了顿,听着电话那头的回应。
"……我完全理解。但我必须坦率地说,对于一家刚刚收购了雷曼北美业务、正在全力拓展美国市场的英国银行来说,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被认为是在回避契约精神……那对巴克莱在华尔街的未来，是致命的打击。您应当明白，此时的巴克莱不仅仅是巴莱克，它会很大程度被认为是伦敦金融城的态度。"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瓦利的表情微微舒展了一些。
"……我明白了。谢谢。我们会注意分寸,只谈原则,不点任何人的名。"
他挂断了电话，转向戴蒙德。
"绿灯。"
瓦利说，"唐宁街放行了。"
戴蒙德长出了一口气。
但那口气里，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一种憋了太久、终于松了一口的复杂感受。
"有条件。"
瓦利继续说,"我们只谈契约精神这个普世原则。绝不点任何具体的国家或个人。我们要给政府留足余地,让这件事看起来是'巴克莱基于商业原则的自主表态',而不是'英国在外交上背弃法国'。"
戴蒙德点了点头。
"我明白。"
他在会议桌前坐下，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迟来的绿灯已经无法挽回那些错过的时机了。
上周末，如果没有英法关系的政治顾虑，如果巴克莱能第一个站出来，那他们本该占据的是"主动地、骄傲地、第一个在欧洲扛起契约精神大旗"的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