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比刘大根想象中还要大。
他在明德门下缴了过所，牵着大青骡往里走，走了小半个时辰，两边的高墙还没到头。朱雀大街宽得能并排跑八辆马车，胡商的骆驼、酒旗、胡饼香……他一路走，一路在心里默念：正事，正事。
延康坊在西市边上。坊口第三家，一间门脸窄小的铺子，招牌褪成了灰白色——陈记旧货。
柜台后头，坐着个干瘦老头，眼皮耷拉，正拨一把掉了三颗珠的算盘。
“掌柜的，”刘大根把腰牌搁在柜台上，“收旧货么？”
老头的眼皮掀开一条缝。
落在腰牌上，那条缝，就不动了。
“哪来的？”半晌，他问。
“家传的。”
“家传的？”老头拿起腰牌，拇指在背面那行小字上慢慢摩挲，忽然冷笑，“贞观四年，陇右道，押粮队。娃儿，这牌子铸出来的那年，你还没影呢。”
刘大根也不绕了：“我爹叫刘诚。”
“啪嗒。”算盘掉在了柜台上。
老头盯着他看了足足十息，忽然起身，一言不发地上了门板，插栓，拉着他穿过铺子，进了后院。
院子里一棵老槐树，比房子还老。
老头抄起墙根的锄头，在树根底下刨。刨了半炷香，锄头”当”的一声，碰着东西。
一只两尺高的黑陶坛，油布缠口，埋了不知多少年，坛身却干干净净。
“二十年了。”老头把坛子抱出来，声音发哑，“你爹说，要么他来取，要么，他儿子来取。”
“你是——”
“陈六。”老头抹了把脸，“当年押粮队三十七口人，山洪里没了三十五个。活下来的，就你爹，和我。”
刘大根解坛口的手，顿了顿，朝老头深深一揖。
“陈伯，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