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
国子监的槐树掉了一地黄叶。
巴图蹲在射圃边上，拿一根柳条抽地上的蚂蚁，抽得很准，一条一条，鞭鞭到位。
这是他在国子监养成的毛病。
草原上的男人闲了骑马，京城的院墙里没有马，只有蚂蚁。
“你又不去上课。”
陈于陛从廊下拐过来，手里夹着一卷《春秋》，看巴图蹲在地上的样子，站住了。
巴图头也没抬。“今天讲什么？”
“胡祭酒讲《尚书·洪范》。”
“讲过三遍了。”
陈于陛没反驳。
确实讲过三遍。
国子监的课翻来覆去就那些，巴图记性好，听一遍能背，听三遍能倒背。
但他不是汉人，祭酒总觉得他没听懂，遇上重点篇目就反复讲。
巴图把柳条扔了，拍拍手站起来。
他比三年前高了大半个头，肩膀宽了，腰板也直了，穿着国子监的青布直裰，领口系得规规矩矩。
乍一看，跟满院子的监生没什么两样。
但仔细看就不一样。
颧骨高，眉弓深，眼睛里的颜色比汉人浅一个色号，日头底下泛着琥珀色。
站着的时候重心压得很低，两脚分得比一般人宽——骑马的人才有的习惯，下盘扎得稳，随时能翻身上马。
虽然他已经三年没骑过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