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工匠夯土修墙的号子声。
战马响鼻声。
甚至连风吹过官署门前木牌的声响，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道压了下去。
他怔怔看着那张脸。
二十年前的国子监，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昏黄油灯。
半旧书案。
一摞尚未誊抄完的策论卷子。
还有一个手里握着戒尺的先生。
那先生教他写策论，教他立意，教他奏事不可只逞锋芒。
“文章不是拿来砍人的刀。”
“你要让话扎进人心里。”
“孙伯庸，你这脾气，若将来真做了谏臣，是好事，也是祸事。”
当年的孙伯庸快三十岁了，还没考出功名。
文章写得硬，脾气也硬。
国子监祭酒嫌他不懂转圜，同窗笑他一身臭脾气，连出题的博士都说他“锋芒太露，难成大器”。
唯独那位先生，看完他的策论后，在卷末批了四个字。
——可做谏臣。
那四个字，孙伯庸记了二十年。
后来，苏明哲旧案爆发。
那位先生因替旧友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贬去西北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