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看着他，他的眼睛在路灯下泛着温暖的光，像两颗安静的琥珀。她忽然笑了一声，带着一点鼻酸的味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做的事，其实跟我爸妈当年一样。我爸想保住公司，保不住，但他保住了我妈和我。我现在想保住一棵树——”
“你保得住。”陆时衍捏了捏她的手指，“你连千亿ai帝国都建起来了，还搞不定一棵树？”
“你这是激将法。”
“有用吗？”
苏砚把手抽回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力气不小：“有用。”
小银在旁边抬起头，铅笔搁在本子上，一脸困惑地看着两个大人：“妈妈，你为什么要保那棵树？它不就是一棵树吗？”
苏砚想了想，招手让女儿坐过来。小银抱着本子坐到石凳上，苏砚把她搂在怀里，指着银杏树问：“你看这棵树，它有什么不一样？”
小银仰头看了半天：“它特别大。”
“还有呢？”
“叶子特别多。”
“还有呢？”
小银歪着头想了很久，忽然说：“它的影子特别大。天热的时候，我和同学都躲在树荫下玩。”
苏砚笑了，摸了摸女儿的头发：“对。它的影子大，是因为它活了两百年。两百年里，它一直在长。你看到的这棵树，不是一棵树，是两百年。如果我们把它砍了，或者把它挖走了，这条巷子就少了两百年。”
小银眨了眨眼，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她把本子重新翻开，在刚才写作业的那页背面画了一棵树，树底下画了三个小人，手拉手。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银杏树保护协会，会长小银。”
苏砚看着那行字，把女儿搂紧了些。
第二天，陆时衍正式向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同时向市规划局和园林局递交了关于银杏巷古树保护的意见书。苏砚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她联系了孟晓渔，请她用纪录片团队为银杏巷拍一部影像档案。从巷口的煎饼摊到巷尾的酸辣粉店，从银杏树下的石凳到每一户即将搬走的老邻居，一家一家拍，一人一人采。孟晓渔二话不说答应了，扛着摄像机在巷子里泡了整整一周，拍了两百多个小时的素材。
“你这是干什么？”陆时衍问她。
“法律上的事你管，舆论上的事我管。”苏砚说，“拆迁是城市更新，没人能挡。但城市更新的方案可以有不同版本。我让孟晓渔拍这部片子，不是为了拦住挖掘机，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有一棵不该被忘记的树，有一群不该被抹去的人。”
片子剪出来那天，孟晓渔在苏砚公司的放映厅里放给所有人看。四十分钟，没有一句旁白，没有一个专家采访。就是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老赵凌晨四点支起煎饼炉子，面糊在铁板上滋啦响；酸辣粉店老板娘一边煮粉一边跟老主顾唠家常；小银在石凳上写作业，银杏叶落在她本子上；傍晚时分，几个老头在树下下棋，棋盘是画在石桌上的，棋子是捡来的小石子；入夜，整条巷子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从巷口到巷尾，像一串温热的珠子。
片子放完，放映厅里安静了很久。苏砚坐在最后一排，黑暗中看不清表情。陆时衍坐在她旁边，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温的。
“这棵树留不留得住，都不重要了。”苏砚轻声说，“重要的是有人记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