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熟悉的烟草味。别的它闻不见。
十月廿三那天，巷口周婶送来一碗红烧肉。
周婶的汉子前年脑血栓瘫了半边身子，老李帮衬着送去过医院，又给凑过两百块钱。她记着这份情，隔三差五送点吃食来，有时是炖得烂烂的猪蹄，有时是韭菜馅饺子，隔着院门递进来，不肯多坐。
这天的红烧肉煨了两个钟头，肥肉化成了颤巍巍的透明，酱色油亮。周婶把碗搁在门槛上，往院里张望一眼，压低声音：“李大爷，您趁热吃。”
老李应着，却没动筷。他拿筷子尖把红烧肉拨成两堆，大的一堆拨进阿黄的食盆，小的一堆留在碗底，拌进中午的剩饭里。
阿黄低头吃着，忽然听见他说话。
“你婶子的手艺，赶不上你大娘。”
阿黄抬起头，舔舔鼻头。
老李没看它，望着桌上那个相框。相框里扎麻花辫的女人笑得安静，像从没离开过。
“她炖肉爱放冰糖。”老李说，“说这样上色亮，不腻口。我不懂这些，就知道吃。”
他顿了顿，拿筷头戳着碗里的饭粒，一颗一颗，戳得稀烂。
“头一回上她家吃饭，她爹坐主位，我紧张得连筷子都拿反了。她在灶台边偷着笑，不敢笑出声，肩膀一抖一抖的。”
阿黄听见老人的声音忽然轻下去，像风穿过空荡的堂屋。
“那是五三年。我还在厂里当学徒，一个月工资八块钱。”
他把那撮戳烂的饭粒送进嘴里，慢慢嚼着，喉结滚动。
“八块钱。买一对银耳环都不够。”
阿黄不懂银耳环是什么。它只看见老李嚼了很久，像在嚼一块咽不下的东西。
那天夜里，阿黄第一次梦见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
梦里的光线是旧照片那种黄，暖洋洋的。女人坐在藤椅上，膝头铺一块蓝布，正在缝什么。阿黄想凑近闻闻她的气味，可怎么也跑不到她跟前。四条腿像陷在泥里，迈一步，退半步。
女人抬起头，朝它笑了笑。
阿黄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