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先听见了钥匙声——不是张阿姨的钥匙。张阿姨的钥匙串上有一个小铁环，走路的时候叮当响。这个人的钥匙没有铁环，插进锁孔的时候很安静。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站在门口，看了看屋子里，目光最后落在藤椅底下的阿黄身上。
阿黄没有站起来。它抬起头，看着那个人。
那个人也看着它。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同情，有好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阿黄？"他试探着叫了一声。
阿黄没动。它不认识这个人。
那个人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蹲下来，和阿黄平视。他伸出手，慢慢靠近。
阿黄往后缩了缩。它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噜声——不是凶，是警告。它不让人摸。除了老李，除了张阿姨，它不让任何人碰它。
"别怕，"那个人说，"我是老李的侄子。我叫李建军。"
阿黄不懂"侄子"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这个人身上有陌生的味道——烟味、香水味、还有汽车尾气的味道。不是老李的味道。
李建军的手停在半空，没敢再往前。他看着阿黄的眼睛，叹了口气："我叔走了以后，我一直想来看看。工作忙，拖到现在。听说你一直不吃东西？"
阿黄把脸转开了。
李建军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他走到五斗柜前，看见了那个打开的抽屉，看见了那条灰色的围巾。他拿起围巾，手指摸了摸上面的毛球，眼睛红了。
"这是婶子的围巾。"他对阿黄说，声音很轻，"我婶子走的时候，我叔抱着这条围巾，哭了整整一夜。那时候我十五岁，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他走到藤椅旁边，看见了扶手上的照片。他拿起照片，看了一会儿，用袖子擦了擦。
"阿黄，"他说，"你知道吗，我叔这辈子，最亲的就是你和婶子。"
阿黄趴在藤椅底下，听着他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像老李的，但语气有点像——说话不快，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李建军在藤椅上坐了下来。藤椅发出一声吱呀的响。阿黄猛地抬起头，耳朵竖起来——这个声音它太熟悉了。老李每次坐进藤椅，藤椅都会这样响一声。
李建军没注意到阿黄的反应。他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照片，看着窗外的夕阳。夕阳把整个客厅染成了橘红色，吊兰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叔走的时候，我在外地。没赶上。"他说，"我妈打电话告诉我，说叔走了，那条狗趴在门口，谁都不让进。邻居说，救护车来的时候，它追到楼梯口，叫得整个楼都听得见。"
阿黄的眼睛盯着他。它不认识这个人，但这个人知道那天的事。他知道救护车的声音，知道楼梯口，知道阿黄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