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田布自杀后，庾承宣在《魏博节度使田布碑》中以颇为沉痛的笔调写道：“宁有一人之忠义，化六万之肝胆；三月之将帅，移六十年之旧风。”（《文苑英华》卷九一四，第4814页）但这种以夏变夷的努力似乎也有成功的例子，《旧唐书》卷一六二《曹华传》：“初，李正己盗有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赡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史籍中描摹的这种成效，与其说反映的是历史实相，不如说是倒推因果的书写，即淄青后未再叛，故风化大行；魏博重回自立的轨道，故教化无成。例如，崔弘礼墓志一方面称：“念以河朔旧事，未可以驯致而变也”，另一方面则云：“其牧相卫也，湔洗旧染，而纳诸轨度。人之向化，如草偃风”（《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39，第2123页），将两种矛盾的书写格套置于同一篇志文中。
[120] 白居易：《日试诗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兖州县尉制》，《白居易文集校注》，第791页。
[121] 《册府元龟》卷一七七，第2128页。
[122]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9页。
[123] 王建：《寄贺田侍中东平功》《田侍中归镇八首》，《王建诗集校注》，第122、396页。
[124]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0页。按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中亦有类似的描述：“公既故为刺史子，又多才，好读书，识理乱形势，孝友信义，士众多附服”（《元稹集校注》，第1317页）。
[125] 马纾墓志云：“自天宝末，胡羯为乱，虽克剿□□，翻恣骄凶，以故将帅带州连郡，朝贡罕至，而魏博诸田相继立。元和中，上以文德武功定叛乱，虽魏帅诈顺，寻亦如旧。”亦从侧面证明时人不过将田弘正的反正视为河朔割据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30，第2231页）。
[126]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第7793页。事实上，唐廷对于幽州节帅的选择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另以先后历任棣州、卫州、相州、魏博节度副使等职，谙熟河北形势的崔弘礼为副使。参见崔弘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39，第2123页。
[128]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第3851页。
[129]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第7796页。
[130] 《太平广记》卷二一七引《耳目记》，第1661页。
[131] 这样的事例有不少，如元和十五年九月将河北税盐使改为榷盐使，使盐池之利为朝廷所控制，而裴弘泰以河北榷盐使的身份兼领贝州刺史，亦可见唐廷对魏博控制的加强。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58～159页。
[13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4～47页。
[133] 田弘正德政碑中有段描述颇有意思：“先是，魏诸宾犹仆役也，将卒无畏避，弘正始求副节度以下于朝，至则迎迓承奉，功虽勋将，莫不乘者避、谒者趋，付授咨度，始用宾礼。”（《元稹集校注》，第1294页）泛泛而论这固然可以视为武夫骄横的表现，但也显示出河朔藩镇并无长安那样文武之间的高下区隔与严格的礼仪规范，是一个较为平均的社会。
[134] 日本学者对于中晚唐藩镇中义父子、义兄弟这样拟制血缘关系的构建很早就有关注，但由于研究预设往往与时代分期论争有关，强调节帅借助拟制血缘关系建立起对部属的支配，而对类似现象反映的实质为何，解读亦不尽相同（参见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結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帥的支配権力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唐宋変革期の国家と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4年，第159～192页；谷川道雄：《北朝末—五代の義兄弟結合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9卷2号，第38～57页）。张天虹近年则指出，节帅与将士“比肩同气”，缺乏严格的尊卑关系，也是河朔故事的重要内容（《“河朔故事”再认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见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第200～203页）。
[136] 即使在此时，田弘正依然维持了河朔三镇间传统的交好关系，平定淄青之后，便进一步追查李师道与武元衡遇刺案的关系，意欲为王承宗洗雪，这缘于“乃田弘正知承宗深以戕贼宰相为耻，尝诉于弘正”（《册府元龟》卷一五三，第1855页）。这种复杂性值得注意，故决不能脱离河北的世界来理解田弘正其人。
[137] 王建：《寄贺田侍中东平功》，《王建诗集校注》，第122页。
[138] 田融对于田弘正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作为长兄，他早年劝诫田弘正韬光养晦，使其避免了田季安的猜忌；另一方面，在田弘正执掌魏博后，他立即从博州刺史转任相州刺史，相州在魏博的重要性仅次于魏州（《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8页）。韩愈《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志铭》则云：“中丞叔氏尚书公奉诏牧魏博六州，人谓元和中第一勋，中丞实与有劳。”（《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3236页）因此，田弘正送田融入朝，明确释放出无意久任魏博的信号。接替田融者，当是由唐廷任命的崔弘礼。事见崔弘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39，第2123页。
[139] 《金石录》卷九记田融神道碑立于元和十五年九月，则田融入朝之后不久便去世（《金石录校证》，第166页）。
[140] 《代魏博田仆射辞官表》，《文苑英华》卷五八一，第3005页。
[141] 张籍：《田司空入朝》，《张籍集系年校注》，第567页；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王建诗集校注》，第348页。
[142]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第470页。
[143] 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王建诗集校注》，第348～352页。
[144] 穆诩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332页。
[145] 《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威传》，第4692页。
[146] 另一个可资比较的例子是马纾，马纾大和初借讨沧景李同捷之乱的机会，自魏博归款于唐。尽管志文将其归唐归因于素怀忠义之心，但考虑到马纾曾祖行琰为妫州刺史，祖父千龙为平州刺史，猜测其与田承嗣同出于平州，其家族在安史乱后一直仕于魏博。当田氏魏博统治瓦解后，镇内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作为田氏魏博的旧人，马纾离心归唐的原因或可从这一方面索解（《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30，第2231页）。
[147]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
[148] 《新唐书》卷二一〇《田承嗣传》，第5923页。按《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作“郑州”，检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云，“即日除户部尚书、御史大夫、莫州刺史。复以莫州地褊，不足安众，特迁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疑“郑州”系“莫州”之讹。
[150]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1页。
[151] 《旧唐书》卷一四四《阳惠元传》：“初，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恒、易、深、赵、沧、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万；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其众二万。”（第3914页）则田承嗣起初的实力在藩镇中位居中流。
[152]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云“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第6906页），因此碑文中所记田堪、田景两人的官职或为赠官。另田景，《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元稹集校注》卷五三《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作“田璟”。
[153] 高适：《营州歌》，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页。
[15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7页。《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亦自云：“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第3849页）
[155]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6906页。
[156] 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名提供了考察成德军早期结构的重要史料，参见渡辺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109～114页；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对此做了更细致的分析（见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1～325页）。
[157]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第3838页。
[158] 《太平广记》卷一九五引《红线》记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第1460页），虽出小说家言，但无疑反映了“通性的真实”。
[159] 关于安史乱后成德与魏博不同特征与发展路径，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98～323页。森部丰《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一文则指出，正是由于魏博缺乏骑兵，故田承嗣特别注重从灵州一带招徕粟特部落，充实马军的力量（参见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1～232页）。
[160] 黄永年曾指出田承嗣有做河北地区唯一领袖的雄心，参见《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的重建》，见《文史存稿》，第268页。
[161] 田承嗣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王朝东部的政治地理格局，魏州于大历二年升为大都督府后成为东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大名府。（参见李孝聪：《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见《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57页）魏州位于运河沿线，地理位置优越，城市本身“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缮完之，甚为坚峻”（《旧唐书》卷一一一《崔光远传》，第3319页），多方的长期经营为魏州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基础。
[163]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布传》，第3853页。
[164]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17～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