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雨，是从黄昏开始下的。
不是那种倾盆的暴雨，是1955年初春特有的冷雨，细得像针，落在身上不疼，却能一直扎进骨头缝里。街灯昏黄，水汽把整座城市洇成了一张洗过头的旧照片——轮廓还在，眉眼模糊。
林默涵站在重庆南路一段的巷口。
他现在叫“陈文彬”，大稻埕一家颜料行的寡言掌柜。灰呢西装袖口磨出了边，左胸别一支廉价的派克笔，鼻梁上架着一副没有度数的黑框眼镜。镜面蒙着雨雾，他没擦。
因为他不敢擦。
擦亮了眼镜，他就会看清对面那堵墙。
那是“国防部保密局”北所的外墙。青砖，电网，墙头嵌着碎玻璃，铁门半掩，里面是审讯室、水牢、单人囚笼。三天前，苏曼卿就是在离这道门三十步远的台北车站，把特务引向自己，身中三枪，倒在十一月落尽梧桐的骑楼下。
她最后那句话，林默涵是隔着电话线、靠江一苇冒死传出来的：
“告诉大陆，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
春天来了。
可开花的人，已经不在了。
而墙里关着的，是陈明月。
------
雨丝斜着穿巷。林默涵把领子竖起来，借着一个卖卤肉饭摊贩的蒸汽作遮挡，目光一寸寸刮过那道铁门。
他没有接到“营救”指令。
组织通过青松传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只有八个字：保存火种，不可妄动。
江一苇也在昨夜捎来口信：第三处已经认定“海燕”就在台北，陈明月是饵，钓的是她背后那条更大的鱼。魏正宏亲自签了“密裁待核”的条子，只等上面盖印。
也就是说，陈明月活不过这一周。
而他站在这里，本身就是违反纪律。
可他还是来了。
不是“海燕”来了。是林默涵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