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人与人在交往和相处时形成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道德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理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观念也经历着一次次的冲击与变革。
现代社会中竞争与合作占据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人们的财富意识和竞争意识日益增强，商战大潮席卷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唱主角的经理人，作为商海中的弄潮儿、商战中冲锋陷阵的勇士，必须具有道德意识，必须遵循市场的道德规范。懂赚钱，会赚钱，赚该赚的钱，最终才能赚大钱。
1. 用文化打拼你的事业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葩。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主，道、释等各家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厚的底蕴，熏陶、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富商巨贾，并为他们的经营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重义轻商，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国的经理人曾经困惑过、迷惘过，甚至一度对祖宗的衣钵自贱自轻。当中国的优秀经理人跨出国门，当世界惊呼海外“新儒学”的复兴，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浸**而迅速崛起一支优秀经理人阶层时，蓦然回首间，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是培训中国经理人的一剂良方。
日本的经营管理之父涩泽荣一曾讲过，他的成功之道就是《论语》加算盘。从我国的《三国演义》、《菜根谭》、《孙子兵法》等著作中，日本商人汲取了丰富的商战经验。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营管理人才，与儒家思想的熏陶也不无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的企业经营与管理领域，放射出了璀璨的光芒。
经历了市场的无序和有序，经历了痛苦的探索与反思，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是经理人修炼“内功”的基础，只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儒”和“商”是可以进行完美结合的。现代的经理人，就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传统人文美德与现代化管理意识的人才。现代商人，要想戴上“儒商”的桂冠，就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立足点。只有打牢传统文化的根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唱主角，才能在明日的商海中纵横捭阖、尽显风流。中国传统文化必将造就大批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经理人。
经理人是公司最重要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家、强家和赢家，必须塑造自己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品格，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显示出一种洞悉市场变化、穿透力极强的人格力量。
现代经理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君子的标准与要求，是人的主体心性的自我完善，是个人所要完成的最高道德修养。
综观历史，成功商人的致富秘诀，是秉承以儒学为正统的传统文化，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圭臬，既追求聚敛财富，更注重社会责任感。历史上成功富商大都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信条，经世济民、乐于献身、爱国爱家的豪商巨富不乏其例。
战国时期的大商人范蠡，曾三致千金而三散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被称为“陶朱公”。他树立的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为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辉煌于明清两代的晋商徽商中也涌现出了许多爱国商人。近代，民族实业家范旭东先生，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决定创立制碱工业，打破外国对制碱行业垄断。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生产出了“红三角”优质纯碱，并在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最高荣誉——金质奖章，得到“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造就搏击商海的现代经理人，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要想成为真正高层次的经营者，成为具有个人独特魅力和人格感染力的人，成为具有一种文化象征意义的优秀经理人，就必须不断历练自己的理想人格。那些大发不义之财，通过不正当途径牟利，甚至非法牟利的奸商，挣点钱便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甚至辱家丧国的庸商，欺行霸市的霸商，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能是过眼烟云，并不能成为商界的主流，时代需要培养济世情怀的新一代经理人。
新时代的经理人，应奉行“服务于社会，奉献于社会，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经营信条，把公司的经营作为经世济民的舞台，在经营活动中展现社会活动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香港霍英东先生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典范。霍英东在公司经营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后，遵循“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古训，捐款数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用于支持各种利国利民的事业，又多次捐款支持内地的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做人之道与经营之道完美地结合，塑造了新一代富商的光辉形象，实为当代经理人效仿的楷模。
作为当代中国商界之魂的经理人，能否纵横商海，所向披靡，关键一点，就是看他能否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以传统文化之美酒，酿造理想的人格，塑造谦谦君子的商界风范。
2. 呼唤财富伦理
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认为义是君子修身的根本。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根本否定对利益的追求，孔子还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是说，如果能富裕起来，就是做下等仆役，他也是愿意干的。义利得兼，当然最好，但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办呢？
晋商讲，“君子爱财，生财有道”，“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徽商也讲，“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对于经理人来讲，讲究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不但是对经理人道德及文化品格的要求，也是一种经营策略。日本吉田公司的成功之道就是“见利思义”思想运用的明证。吉田忠雄初创公司时只有3名员工，而现在已发展为活跃在世界舞台，年销售量达25亿美元的国际知名公司。吉田根据见利思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提出了“利润三分法”。
吉田说：“我一贯主张办公司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是把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大众，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吉田靠这个著名的“利润三分法”，实现了他的“善的循环”，取得了公司经营的巨大成功。
美国的柯达公司，在全世界首家推出了大众化的自动相机，当时销售势头很好。但柯达突然宣布，自动照相机的专利该公司决不独占。一时间，各大公司争相生产这种相机，自动照相机迅速普及开来。柯达为何这样做呢？其中大有奥妙：自动照相机大家都可以制造，但里面装的胶卷却大多为柯达胶卷。柯达名利双收，一箭双雕，这正是先义后利思想的活学活用。
由此可见，占义为先，利润也会紧跟着滚滚而来。当代的经理人，应该遵循古训，正确处理取义与获利的辩证关系。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商场如战场，一个成功经理人所要具备的素质与才能，不亚于战场上一名成功的指挥员。作为公司的领军人物和主要经营决策者的经理人，首先要做的即是将聚德与求利结合起来。
获利大小，是衡量公司实力与经理人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经理人的肩上承载着整个公司的前途与未来，若说不重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正所谓“在商言商”，求利获益在当前已毋庸讳言，当今时代，拥有财富甚至是巨富也不再是羞于启齿的事情，“越穷越光荣”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改革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今日商战中的经理人，只有以仁德为本，利义并举，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这个时代经理人所具有的特色。
经理人的经营道德首先是要针对自己的下属职员。在一个公司中，经理人相当于龙头的位置，起着把握方向的决定性作用；而公司内部各个岗位的员工，则好像是经理人的羽翼、四肢。公司的发展壮大，把握方向固然重要，但四肢协调，共同努力，才能很好地前进。经理们要做的不仅是为公司掌握好方向，更要将整个公司融为一体，统一全体员工的思想，使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目标——以公司为家，以发展公司为己任。
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人会说用物质奖励最有效，但更多成功的经理人却认为凭仁德、凭真情要比金钱更管用。
一个中外合资的大酒店在刚开张时，由于竞争激烈，效益不理想，上上下下都为打不开局面而着急。这时的中方经理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以身作则，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酒店的工作中，他的言行给下属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女服务员清楚地记得，由于生意不景气，连着几天没有小费收入，到下班时，经理塞给她100元钱，作为近来工作认真的奖励，钱不多，权当作回家的车费和夜宵钱。当这位服务员得知这是经理从自己的收入中挤出的钱时，感动得几乎落泪。从此，酒店的全体职员齐心协力，凭着正规的服务、热情周到的礼仪吸引了众多的客人，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这就是经理人成功关键，他没有凭借巨大的物质刺激，仅仅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换得了员工的心。以真情换温情，为公司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公司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先进的设备，雄厚的资金，高科技的人才；但这些都是外在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全体员工凝结在一起的心。这颗心就是公司的精神，公司的灵魂，这颗心是坚强的，它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但这颗心也是脆弱的，它需要悉心的关怀与爱护，尤其是来自经营者——经理人的仁爱之情。
具有仁爱之心，可以奠定公司的内在基础，但这份仁爱不应该是只给予公司的员工，作为经理人，更应该将这份仁爱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广大的客户，这不仅能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还可以收获意料之外的经营效益。优质的服务能够赢得市场，而经理人的仁爱之情更是能换取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心。利与义并非绝对矛盾，它是可以统一的。只要每一位经理人都具有仁爱之心，他就不仅能成为一个好人，同时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经营者。仁德与获利可以并存，义与利可以兼收。
太重利而轻义，这是中国经理人道德缺陷对时下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失衡的折射，也是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的又一轮回，它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最初的哲学精神是宽容的，最早论及义利关系的哲人之一孔子，似乎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大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社会变革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加之他是一位立身宽厚、讲求“中庸之道”的哲学家，所以，他在讲“仁义”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虽有“仿于利……”，但也有“利，亦我所好也”，一定程度上承认利的合理性；墨子兼义利，一度在中国颇有影响：“天下之言，不尊杨，则尊墨”是为“利”寻求合理性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很快就被日渐强大的儒家“伦理”观念所淹没，这一时期著名代表是孟子。孟子完全排斥“利”，认为义利不可兼得，故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宣扬一种为确立道德伦理秩序“连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利”的伦理至上主义。从此，中国走向“义利”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迷途，而且基本上是以义代利，言义而不言利。计划经济时代将这一对立推向了极至，市场经济到来，能不能打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维定势，冲破经理人成长的羁绊，将经理人的成功建立在兼顾利与义的合理基础之上，就成为对新世纪中国经理人的严峻挑战。
3. 不做有钱的“穷人”
作为经理人，将追求经营效益当作自己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高度文明。追求利润的价值目标指向，现实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利益主体间的竞争，这一切因素都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经济意识与竞争意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此放弃伦理道义和传统的优良品德。恰恰相反，重新树起义利兼容的大旗，重新发扬光大经营道德，这不仅是经理人独特个性的显示，更是竞争取胜的法宝。
具备义利兼容的品德，是对每一位经理人提出的根本要求。这不仅是人们的义务，同时更是经理人带领公司向前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保障。
在北京金伦大厦高大建筑物上，远远望去，就能看见“以德为魂，以人为本”8个大字，这是公司的经营理念。将义与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公司的蓬勃发展。在商潮涌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金伦大厦向广大顾客做出的承诺是：“金伦送给您的永恒礼物——商品质量”、“金伦使您的购物风险降低为零”。
在金伦大厦的经理层及全体员工中间，牢固树立了“以德为魂，以人为本”的经营思想，为了兑现承诺，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公司有层次地一步一步推出“零风险购物制度群”，并促使它深入人心，影响广泛久远。同时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
一是坚持“卖世界名牌，售华夏精品”的经营特色，既提高了商品的档次，又为保证商品质量奠定了基础。
二是严把进货质量关，针对社会中各种吃回扣的弊端，实行了“进货员风险抵押金制度”、“进货产品抽验制”及联营厂家商品和人员的“质量资格审查制度”。
三是请“消协”坐堂，引“质检站”入店，严格监督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
四是设立“经理巡堂制”和“模拟购物制”，建立起“明查”与“暗访”的双重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