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子认为：“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评论道：“……到底谁打谁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都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侄子谈了在学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还鼓励他进行适当的锻炼。
“水，你已经认识了它，制服了它，这很好。你会骑马吗？”
“不会。”远新坦白。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摸过枪没有？”
“有4年没摸了。”这个年轻人承认。
毛搞不清不懂射击的侄子应属于哪种士兵。远新回忆说，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他上来后觉得很冷，说：“还是水里舒服些。”
此话一出口，毛便生气地瞪了侄子一眼说：
“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我还有点希望吧？”年轻人问。
“有希望好！……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
在毛的的诘问下，侄子透露，他的课程不允许他有很多时间搞政治或接触普通群众。
毛非难道：“不对。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了业。不然，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去看科学新成就展览会，毛发问：“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无论如何，侄子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只能说：“很少看，看不懂。
正是从上述这些谈话中，毛逐渐下定决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党的明显的资产阶级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给他提供了依据。江正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戏剧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现代戏并提出了很多建议。然而，毛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干预传统戏剧并不像毛那么充满热情。
北京市市长彭真评论说，革命戏剧“尚处在穿开裆裤、吃别人奶的阶段”。江青寻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支持，但邓的反应仅仅是：“对她的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会留心去看演出的。
是年夏天，邓又公开表露了对江青不断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满。毛的许多同僚亦有同感。邓说：“有些人企图通过批评别人为自己赢得名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人怀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积极准备着在时机到来之际支持她的丈夫。
8月，毛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说，学生应当下到农村中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即使他们身体欠佳，也应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5个月，工厂去5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话，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经济学家(14)“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在此，毛以惊人的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作了回答：“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
毛继续为他曾经给予中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15年，三分之一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9月，在杭州，一个法国使团在毛的乡间别墅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半小时，并发现毛的健康状况不好。一个法国人认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震颤性麻痹症的早期阶段。其他法国人则认为毛可能得过中风。当毛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有位助手陪护着他，不时轻轻地引导着他走路。
有个法国人写道：“毛不停地吸烟。从他晚间扔掉的烟头数量来看，显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严重的吸烟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气很重，带着清晰的咝咝声。”
“协调姿式时他也有些困难。毛是左撇子，要点燃香烟，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后用左手擦燃火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过程，毛把双肘置于椅子扶手上以稳住自己。
一位法国人谈到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新作用”，但毛打断了他的话。
“自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亚洲没有作用了。让我告诉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况，在奠边府，许多持枪者是中国人。”他说。
在回答经济问题时，毛平静地说：“中国人没有经济计划……我们做过一个长期计划，但错了。从国外借用的太多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比你们少，我们还没有把一切事情办好。
10月，尼赫鲁来访。毛对他解释说，中国不想打仗，没有原子弹。即使其他国家想打仗，那对整个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灾难，会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弹不会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想和谈的政府。尼赫鲁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弹的毁灭性。他相信，没有人会从核战争中逃生。毛反对说，大概不会这样。现存的政府可能被消灭，但其他政府会起而代之。
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获得成功的。它既标志着毛在5年前苏联核顾问撤离中国后的“单干”的决心的胜利，而且更特别地标志着从事核试验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核科学家的胜利。后来，在一次讨论经济计划时，有人说中国必须赶超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毛赞同道：“是的，我们要有……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
在12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对共产党的15年统治所作的总结是：地主和富农乃幕后主宰，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腐化干部则在台上表演。为了农村社会自身的改造，必须纯洁那些正在指导改造的政治机构。有必要向贫苦农民表明，他们可以像以前斗争地主那样斗争坏干部。至于堕落的分子，我们应给他们贴上“新生资产阶级”的标签。
有位与会者建议，让普通群众来处置腐化干部，因为群众是宽容和通情达理的。毛反驳道：“有时不能这样。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会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
艺术家的背叛也没有逃过毛的注意，他在同一个会议上讲，音乐家傅聪已经跑到美国去了。我说这是件好事。让这种人留在国内有什么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诺在晚宴中谈了4个小时。斯诺报道，毛适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饭菜，“喝了一玻璃杯或两玻璃杯的中国葡萄酒，和过去一样，极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烟。”
毛透露，他读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书《音调不定的号角》。他说，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但，赢得过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独立的进步战争，然后又赢得了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国内战争。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时代的进步人士。当美国首先建立共和国时，引起了欧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惧。美国人是革命者，现在他们需要为摆脱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而斗争。
苏联批评中国“搞个人崇拜”，有证明吗？毛认为，斯大林一直被说成这种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大概正由于赫鲁晓夫没有这种个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说，他读了美国人在贝肯尼岛核试验6年后所做的有关这一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老鼠、鱼、鸟和植物生长状况良好。对细菌、鸟、老鼠和树来说，原子弹的确是纸老虎。对人可能不同……毛说，他听说美国有部电影叫《在海滩上》，显示了核战争给世界所带来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学影片吗？
斯诺询问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毛答道，他的确不晓得。有些人说6亿8千万或6亿9千万，但他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么多？农民有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斯诺问道，他能否从毛这里给约翰逊总统带个信儿。片刻的沉默后，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确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强制他这么做。此时，毛正准备很快去见上帝。在谈话中，他回忆了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是怎样被杀的。多么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从他身边溜走。他不止一次地准备过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