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生看向陶远和妻子。
“你们可以陪同，但不要替他回答。”
陶远擦了一下眼睛。
“我能做到。”
妻子点头。
“我也能。”
当天上午，法律顾问周律师赶到医院。
他先单独与陶知谈话，确认其是否理解疾病进展、捐献程序和安乐死在国内的法律边界。
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周律师没有诱导，也没有劝说。
他只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
“你是否知道器官捐献不等于一定能完成移植？”
“知道。”
“是否知道癌症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器官无法使用？”
“知道。”
“是否知道签署登记后，在符合条件前仍然可以撤回？”
“知道。”
“是否有人承诺你家庭会因此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
“没有。”
“是否有人要求你为了捐献停止治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