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既定，宋辽百年和平尘埃落定。宋真宗赵恒自视此战止戈安民、息罢二十五年边患，是足以传世的帝王功业，心中颇为自得、矜功自喜。对于力挽狂澜、坚请亲征、促成和局、保全社稷的宰相寇準，赵恒更是心怀敬重、倍加倚重，朝堂之上寇準声势极盛、朝野瞩目，一时无人能及。
然而这份君臣相得、帝王自得的局面，很快便在佞臣谗言中彻底崩塌。素来嫉恨寇準、此前因倡言南迁避战而遭鄙夷的王钦若，深谙真宗虚荣好名、内心怯懦敏感的弱点，伺机进谗、刻意挑拨，蓄意消解澶渊之盟的功绩、污名寇準的辅政之功。
一日朝罢，王钦若单独进对，从容讽谏真宗：“陛下可知《春秋》大义？古人城下之盟，以为大耻。所谓城下之盟，是兵临城下、被迫求和、屈辱缔约。昔日澶州对峙，辽军压境、兵临大河，陛下以万乘至尊、天子正统，被迫与敌缔约、岁币纳贡，此乃不折不扣的城下之盟！自古帝王受辱，未有甚于今日者！”
为彻底离间君臣、扳倒寇準，王钦若又刻意曲解当年亲征始末，恶意构陷：“当年寇準力请陛下亲征、强逼圣驾涉险，并非为国谋利、为社稷尽忠，实则是孤注一掷！彼时寇準将陛下身家性命、大宋国运尽数当作个人赌资，侥幸一战成和、博取功名，全然不顾君危国险。今日世人称颂澶渊之功、推崇寇準贤能，实则是掩陛下之辱、纵臣子之侥幸！”
这番谗言精准戳中赵恒心底最深的忌讳与自卑。赵恒素来好大喜功、看重帝王颜面，始终耿耿于怀纳币议和的缺憾，从未真正释怀澶渊和议的屈辱底色。经王钦若一番刻意抹黑、曲解是非，赵恒幡然变色，往日的自得矜喜尽数消散，自此心中郁结、怏怏不乐，对寇準的敬重信任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猜忌、不满与疏离，君臣关系彻底破裂。
自此之后，真宗对寇準日渐冷淡、处处嫌隙，朝堂风向悄然逆转。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赵恒借朝臣罗织的细碎过失，以“处事任意、无大臣体”的空泛罪名，将功勋卓著、刚正无私的寇準罢免相位，逐出中枢核心。
扳倒寇準、扫清朝堂障碍后，王钦若揣摩圣意、投其所好，为消解城下之盟的屈辱、粉饰帝王治世、重塑真宗圣明形象，向赵恒献上封禅泰山之策。他进言称，自古盛世明君皆行泰山封禅，以告功上天、彰显太平、昭示皇权天授；若陛下举行旷世封禅大典，便可遮掩澶渊缔约之耻，重塑圣德巍巍、天下归心的帝王盛名。
为打消真宗对“无祥瑞、不可封禅”的顾虑，王钦若更进一步蛊惑君心、妄言天道：“上古祥瑞，未必皆天授，人主至诚，即可感召上天，祥瑞可人为致之。”直白怂恿真宗人为制造天瑞异象、伪造天命吉兆，为封禅造势正名。
赵恒深以为然、决意推行封禅，心中却仍有最大顾虑：时任首相王旦老成持重、德望深重、坚守礼制、刚正敢言，执掌中枢多年、朝野信服，若王旦坚决反对封禅、直言虚妄扰民，朝堂舆论必将哗然，封禅大典势必难以推行。赵恒心中忌惮、犹豫不决。
王钦若见状再度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游说王旦，事后回奏真宗，谎称已然说服王旦，王旦默许封禅之举。即便得到答复，赵恒依旧心存疑虑、放心不下，深知王旦秉性刚正、不会轻易屈从虚妄之举。为彻底收买王旦、堵其谏言之口，赵恒特设御宴召王旦入宫对饮，君臣欢洽、气氛融融。酒酣之际，赵恒特意命人抬来一樽御赐美酒，温情脉脉对王旦说：“此酒珍醇，卿可带回府邸，与妻儿阖家共享。”
王旦奉旨归府，开樽检视，赫然发现樽中并无美酒，尽数是价值连城的绝世美珠。王旦瞬间洞悉圣意：帝王以重利贿赂宰辅，只求自己对天书封禅、造瑞祀天的荒唐举措闭口不言、不予阻拦。深受厚赐、身被君恩的王旦进退两难，既不敢违逆圣意、直言强谏，又不愿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最终只得默然沉默，自此对所有封禅祥瑞之事缄口不语、不再异议，默认了这场举国虚妄的闹剧。
朝堂宰辅尽皆默许之后，真宗再无阻碍，正式开启大规模造瑞封祀的荒诞朝政。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赵恒在朝会上对王旦、王钦若等重臣妄称神迹，编造天命梦境：去年冬夜，有神人天降宫中、昭示天命，预言不久将有天书降临、垂示吉瑞，彰显大宋盛世、陛下圣德。
话音未落，地方与宫中官吏早已配合演戏，即刻上奏禀报：皇城左承天门屋南角，悬垂一道黄帛天书，凌空悬挂、异于寻常，必是上天降瑞、福佑大宋。赵恒顺势下诏，宣称得天书吉兆、受命于天，即刻改当年年号为大中祥符元年，以纪天瑞、彰天命。
祥瑞既定、天命已“显”，赵恒随即下诏议定大典，定于当年十月东巡泰山封禅。此番封禅行程往返历时一个半月，规制空前、耗资靡费、声势浩大。赵恒全程恭奉伪造的“天书”随行，亲赴泰山之巅祭天、行封礼，于社首山祭地、行禅礼，告功天地、粉饰太平；礼毕之后，又专程奔赴曲阜，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彰显崇文尊圣、礼乐治世之名，极尽盛世帝王姿态。
东封泰山之后，真宗的崇祀闹剧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赵恒再度携“天书”远行西巡，远赴汾阴祭祀后土之神，极尽虔敬、大肆铺张。祀典完毕后，为彰显祀地功绩、纪念祥瑞，特将汾阴所在地宝鼎县升格为庆成军，破格抬升地方规制、以示尊崇。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赵恒为进一步神化赵氏皇权、构建自家天命道统，再度编造惊天神迹，宣称赵氏始祖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皇宫延恩殿，亲授福泽、庇佑赵宋。凭空杜撰出一位赵氏道教先祖，将赵家皇权与天道仙祖绑定，神化自身统治合法性。同年，为彰显文治圣功、笼络天下儒士，真宗下诏加封孔子谥号，由旧谥升格为至圣文宣王，尊崇儒道、粉饰治世。
闹剧并未就此终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赵恒又率百官远赴亳州，亲谒太清宫，隆重祭祀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下诏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极力推崇道教、抬高道统地位，将举国崇道、虚妄祭祀推向顶峰。
伴随连年封禅祀典、举国崇道，真宗一朝大肆兴建宫观、广兴道宇。京师皇城、天下州县争相修建官方道观祠宇，朝廷专门设置配套官职，派遣官吏专职管理各地宫观、主持祭祀香火。同时创设宋代独有的宫观官体系，形成全新的官僚虚衔序列：此类官职多为荣誉性闲职、虚衔，任职官员无需赴任理事、无需履职治事，只挂虚名、坐领厚禄、安享俸禄优待。
自此，宫观官成为宋代官僚体系中特殊的冗余群体，既体现出赵宋朝廷深度依附道教、以道辅政的政治特征，更直接加剧了北宋立国以来冗官、冗费的积弊，官僚队伍愈发臃肿臃肿，朝廷财政负担持续加重，为北宋中后期的吏治腐败、财政困局埋下深重隐患。
持续数年的天书封禅、崇道祀神、虚饰太平，对宋真宗一朝的朝政格局、国库财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消耗国力无数、虚耗民脂民膏。历次大典、宫观营造，耗资数额骇人听闻：单单东封泰山一场大典，便耗费国库八百余万贯巨资；其后西祀汾阴的开销，更在泰山封禅基础上再增二十万贯，尚且不包含亳州谒拜太清官的沿途耗费、礼制开支。
至于大规模皇家道观营造，奢靡浪费更是触目惊心。京师玉清昭应宫专为供奉天书、道祖而建，规制宏大、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仅宫内三座神像的镀金塑像，便耗用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整座宫殿两千六百一十间殿宇楼阁的整体耗资，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量。若再叠加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及全国各州府兴建的无数官办宫观祠宇，举国崇道营造的总耗费已然无法统计、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