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外科医生身上都有一些不想被翻出来的过去，他自己也有。
但另一件事，让老哈德逊心里生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上周大都会急诊推上来一个多发伤，车祸。
林恩在急诊骨科会诊的时候，对着开放性骨折伤口的第一反应不是拍片、不是叫高年资，而是直接评估出血量、控制污染源、判断肢体血运。
那套处置顺序，不是骨科的逻辑。
这是战场上的逻辑。
先保命，再保肢。
老哈德逊眯起了眼睛。
1968年，溪山。
还是上尉军衔的他，在野战医院的帐篷里处理过一整夜的爆炸伤，没有ct，没有术中透视，只有一双手、一把骨锯和永远不够用的吗啡。
那种环境里训练出来的医生，和和平年代流水线上培养出来的完全是两个物种。
林恩身上有那种东西。
一种在混乱中保持清醒的能力，一种对「有限资源下的最优解」的本能追求。
老哈德逊在越南见过这种人。
他们不是最聪明的，但他们是最容易活下来的。
手术结束了。
林恩在关切口。
缝合速度依然很快，但针距均匀，皮缘对合严密。
老哈德逊从高脚凳上撑起身，手杖点了两下地面。
「林恩。」
「哈德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