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过。不是警告，是记过。”
下午第二节，教师办公室。
六张办公桌，四个人在。靠窗那位在改作业，对桌那位在剥橘子，剥了一半停在那儿。
因为教务主任进来了。
曹永年五十出头，衬衫扎在裤子里，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他走到温良桌前，把袋子放下，没坐。
“小温啊。”
温良抬头。
“你上一所学校的事，”曹永年说，“我这儿要个说法。”
剥橘子的手停了。
改作业那位把红笔搁下了。
曹永年把袋子解开，抽出里头的档案，翻到中间那一页，用手指按住。
“这上头写着，你二〇二三年在江北二中，因为擅自更改学生成绩记录，受过一次记过处分。”
他念得不快，一个字一个字。
“记过。”他又重复了一遍，“不是警告，是记过。”
办公室里没人说话。窗外走廊有学生跑过去，脚步声很响，跑远了。
“我不是要翻你旧账。”曹永年说，“可你现在带的是高三。高三是什么概念，你自己清楚。”
他把档案往桌上又按了按。
“学校把（7）班交给你，是没办法。上个班主任走得急，一时半会儿调不出人来。”
“可你手上有这么一条——”他用食指点了点那一行，“万一出点什么事，第一个被问的是我。”
温良没接话。
“所以我今天来，是想听你一句话。”曹永年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